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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陽光政府的含義及其產生原因
重要的權利來自政府的積極作為。20世 紀以后,行政權的擴張成了一股無法抑制的發展趨 勢。政府擴張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經濟能量的膨脹及 由此規定的政府職能的增強。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 態及社會資源總量下,政府的職能是不同的。在傳 統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社會 資源總量十分有限,圍繞有限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 是政府職能的重心,而忽視了社會管理方面,這樣, 傳統社會中政府的權力結構往往偏重于政治統治 權,社會管理權相對較弱。傳統的社會政府即使在 履行其社會管理職能時,也較多地以政治統治的方 式“赤裸裸”地進行。同時,在有限的社會資源總量 下,傳統社會的政府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大規模地 擴張其社會管理職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社會 在經濟上較少依賴政府。因此那時政府的社會管理 事務較為簡單,政府沒有必要管理更多的社會事務.
但對于現代國家的人們來說,正如早在18世紀的托 克維爾所感嘆的那樣:“絕不能設想一個國家沒有強 大的政府集權會生存下去,尤其是會繁榮富強。”②新 近美國學者斯蒂芬·霍爾姆斯與凱斯·R·斯坦也 在其著作中提到“美國人似乎已經忘記個體的權利 和自由從根本上依賴于有力的政府行為。假如沒有 有效的政府,美國公民將不能享受他們現在所擁有 的私有制。事實上,他們將享受很少甚至享受不到 憲法所保證的個體權利。我們所珍視的私人領域是 由公共行為維持的,事實上是由公共行為創造的.
在沒有其他公民或政府機關的支持下,即使最獨立 的公民都不應被要求自己來尋求他/她的物質福 利。”“西漢普頓火災③的故事也是全美國,乃至全世 界財產所有權的故事。實際上,是所有自由權利的 故事。當政府合憲地建立并且作為對民主的回應而 組成時,它是有效地動員和引導分散的共同體資源 以精細的工作應對任何突發事件的不可或缺的設 置。”并總結道“《獨立宣言》中寫到,‘為了保障這些 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顯而易見,權 利依賴于政府。”④政府權力的日益強大表現在政府 擁有越來越多的準立法權、準司法權以及廣泛的自 由裁量權,而且政府行使這些權利的程序遠不如立 法權、司法權行使的程序嚴格、規范。故此,針對著 強大的而又必需的政府權力,對政府的陽光訴求才 可能產生并被提到人類有關規范權力的議程上來.
2.權力的有效制約 歐洲的國王們在權力生活中日子并不好過,一 方面其受到來自諸如教會、社會的制約,另一方面王 室內部的爭斗往往也有效地分解了國王權力的效 用.
在社會方面,國王權力主要是受到市民社會的 制約,①除此之外,對其最大的制約力量來自于宗 教②。教會的歷史長于國家,而作為一種新型的政治 共同體———世俗領地的王國大體是在11世紀晚期 到13世紀從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涌現 出來的。曾經在很長的時期內,國王在一國內權力 的合法性及正統性都要經過教皇的認可和授予。例 如,日爾曼人的國王,根據傳統其權威或基于世襲或 基于選舉,但教皇黨的理論為國王的權威增添了第 三個也是成為那時最為重要的源泉:由教皇舉行圣 職授予儀式。諾曼的首領們并沒有權利主張世襲統 治南意大利,事實上,他們確實是由其下屬“選舉” 的,但關鍵的是他們是由主教“祝圣”過的,這意味著 只有羅馬大主教才能使他們的權力和征服合法化并 由此使其統治權力長久化③。同時,以前作為區域性 的宗教首領的國王,其權威的終極性被打破了,而由 宗教組織的內部首領———教皇替而為之,其結果則 是在國王統治的領土上最高的宗教也即最高的精神 領袖是國王之外的其他人,這就意味著存在著與國 王權力有效抗衡的另一強大的權威.
這些對國王的制約性因素更為關鍵的是通過法 律來實現的。通過法律控制國家權力的行使以及這 一點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做到的觀念,在伯里克利時 代的雅典和共和時代的羅馬政治體系中都是顯而易 見的。從制度的意義上,通過法律限制權力,為權力 的制約提供了一種穩定性的設置,穩定性比任何因 素在那個動蕩的時代里更能贏得民眾的信任,也無 形中增強了對權力的制約力度.
(二)信息地位的變化 信息在民眾生活與政府管理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信息之所以變得越來越重要,主要基于兩個原 因:其一,社會的變遷影響了政府的管理模式。從傳 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變的一個維度是從熟人社會 到陌生人社會。相對于現代社會,傳統社會可謂是 一個熟人社會,其成因乃是囿于地域的狹小,人口的 稀少,加之流動的困難。其特征則是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非常緊湊,這常常表現在社會上任何一個人的 變動情況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為眾人所知。故而在 熟人社會里,不存在有關社群及個人信息的集團,每 個人都很方便的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因此獲得信息 不需要付出過多代價,人們能夠比較容易地知道自 己該做什么及能做什么,也較容易影響公共事務的 決策,所以國家在管理事務方面不需專門采集信息, 而是在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才會采集信息。而現 代社會的陌生性這個特征,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不再 像傳統社會中那樣相互了解,由于地理距離和交際 距離相對疏遠,彼此互不知曉成為常態,信息的獲取 成為日益復雜的問題。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于 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充分度和可靠性。同時,政府要 管理好“陌生人”的社會,就不能在僅僅靠在具體問 題的解決過程中才采集信息,而是要做好事前的準 備,所以政府由于管理的需要而對信息產生了比傳 統社會更大的需求。而在民眾方面,實際上更多的 人認為,國家(控制)的領域應當減少,但在具體問題 上,永遠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政府行為。這在 客觀上激發了政府占有信息的欲望。對于民眾而 言,政府掌握著社會上大多數的并且最有價值的信 息,這種在信息占有上的不對稱狀態也促發了民眾 對信息占有的訴求.
(三)信息技術的發達 政府在采集以及控制信息的技術方面越來越先 進。迅捷的電子技術,全方位的網絡技術為政府掌 控信息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這就使得政府對民 眾的信息掌控得越來越全面。這個因素使得人們從 政府那里得知信息從一種需求變為實際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在信息成為現代生活的命脈以及政 府權力十分強大的共同背景下,人們為了更便捷的 生活,同時也為防止政府為了管理或者自己的利益 之需要,濫用掌握的技術來采集民眾的信息,或者隱 瞞信息,陽光政府并應運而生了.
但對于現代國家的人們來說,正如早在18世紀的托 克維爾所感嘆的那樣:“絕不能設想一個國家沒有強 大的政府集權會生存下去,尤其是會繁榮富強。”②新 近美國學者斯蒂芬·霍爾姆斯與凱斯·R·斯坦也 在其著作中提到“美國人似乎已經忘記個體的權利 和自由從根本上依賴于有力的政府行為。假如沒有 有效的政府,美國公民將不能享受他們現在所擁有 的私有制。事實上,他們將享受很少甚至享受不到 憲法所保證的個體權利。我們所珍視的私人領域是 由公共行為維持的,事實上是由公共行為創造的.
在沒有其他公民或政府機關的支持下,即使最獨立 的公民都不應被要求自己來尋求他/她的物質福 利。”“西漢普頓火災③的故事也是全美國,乃至全世 界財產所有權的故事。實際上,是所有自由權利的 故事。當政府合憲地建立并且作為對民主的回應而 組成時,它是有效地動員和引導分散的共同體資源 以精細的工作應對任何突發事件的不可或缺的設 置。”并總結道“《獨立宣言》中寫到,‘為了保障這些 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顯而易見,權 利依賴于政府。”④政府權力的日益強大表現在政府 擁有越來越多的準立法權、準司法權以及廣泛的自 由裁量權,而且政府行使這些權利的程序遠不如立 法權、司法權行使的程序嚴格、規范。故此,針對著 強大的而又必需的政府權力,對政府的陽光訴求才 可能產生并被提到人類有關規范權力的議程上來.
2.權力的有效制約 歐洲的國王們在權力生活中日子并不好過,一 方面其受到來自諸如教會、社會的制約,另一方面王 室內部的爭斗往往也有效地分解了國王權力的效 用.
在社會方面,國王權力主要是受到市民社會的 制約,①除此之外,對其最大的制約力量來自于宗 教②。教會的歷史長于國家,而作為一種新型的政治 共同體———世俗領地的王國大體是在11世紀晚期 到13世紀從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涌現 出來的。曾經在很長的時期內,國王在一國內權力 的合法性及正統性都要經過教皇的認可和授予。例 如,日爾曼人的國王,根據傳統其權威或基于世襲或 基于選舉,但教皇黨的理論為國王的權威增添了第 三個也是成為那時最為重要的源泉:由教皇舉行圣 職授予儀式。諾曼的首領們并沒有權利主張世襲統 治南意大利,事實上,他們確實是由其下屬“選舉” 的,但關鍵的是他們是由主教“祝圣”過的,這意味著 只有羅馬大主教才能使他們的權力和征服合法化并 由此使其統治權力長久化③。同時,以前作為區域性 的宗教首領的國王,其權威的終極性被打破了,而由 宗教組織的內部首領———教皇替而為之,其結果則 是在國王統治的領土上最高的宗教也即最高的精神 領袖是國王之外的其他人,這就意味著存在著與國 王權力有效抗衡的另一強大的權威.
這些對國王的制約性因素更為關鍵的是通過法 律來實現的。通過法律控制國家權力的行使以及這 一點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做到的觀念,在伯里克利時 代的雅典和共和時代的羅馬政治體系中都是顯而易 見的。從制度的意義上,通過法律限制權力,為權力 的制約提供了一種穩定性的設置,穩定性比任何因 素在那個動蕩的時代里更能贏得民眾的信任,也無 形中增強了對權力的制約力度.
(二)信息地位的變化 信息在民眾生活與政府管理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信息之所以變得越來越重要,主要基于兩個原 因:其一,社會的變遷影響了政府的管理模式。從傳 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變的一個維度是從熟人社會 到陌生人社會。相對于現代社會,傳統社會可謂是 一個熟人社會,其成因乃是囿于地域的狹小,人口的 稀少,加之流動的困難。其特征則是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非常緊湊,這常常表現在社會上任何一個人的 變動情況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為眾人所知。故而在 熟人社會里,不存在有關社群及個人信息的集團,每 個人都很方便的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因此獲得信息 不需要付出過多代價,人們能夠比較容易地知道自 己該做什么及能做什么,也較容易影響公共事務的 決策,所以國家在管理事務方面不需專門采集信息, 而是在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才會采集信息。而現 代社會的陌生性這個特征,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不再 像傳統社會中那樣相互了解,由于地理距離和交際 距離相對疏遠,彼此互不知曉成為常態,信息的獲取 成為日益復雜的問題。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于 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充分度和可靠性。同時,政府要 管理好“陌生人”的社會,就不能在僅僅靠在具體問 題的解決過程中才采集信息,而是要做好事前的準 備,所以政府由于管理的需要而對信息產生了比傳 統社會更大的需求。而在民眾方面,實際上更多的 人認為,國家(控制)的領域應當減少,但在具體問題 上,永遠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政府行為。這在 客觀上激發了政府占有信息的欲望。對于民眾而 言,政府掌握著社會上大多數的并且最有價值的信 息,這種在信息占有上的不對稱狀態也促發了民眾 對信息占有的訴求.
(三)信息技術的發達 政府在采集以及控制信息的技術方面越來越先 進。迅捷的電子技術,全方位的網絡技術為政府掌 控信息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這就使得政府對民 眾的信息掌控得越來越全面。這個因素使得人們從 政府那里得知信息從一種需求變為實際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在信息成為現代生活的命脈以及政 府權力十分強大的共同背景下,人們為了更便捷的 生活,同時也為防止政府為了管理或者自己的利益 之需要,濫用掌握的技術來采集民眾的信息,或者隱 瞞信息,陽光政府并應運而生了.